保尔·福尔诗9首

谭嗣同“幼丧母，为父妾所虐，备极孤孽苦，故操心危，虑患深，而德慧术智日长焉”。其《仁学·自叙》亦称:“吾自少至壮，遍遭纲伦之厄，涵泳其苦，殆非生人所能忍受，濒死累矣，而卒不死;由是益轻其生命，以为块然躯壳，除利人之外，复何足惜。深念高望，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。”人生的厄难孕育了他忧患愤激的气质，也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，培养了他勇于牺牲的精神。他之不惧万里跋涉，他之愿为“变法而流血”，“请自嗣同始”，都是其人格精神的必然表现。谭少倜傥有大志，其纲伦之厄与顽强个性加上仕途多舛，加深了他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激，促使他产生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之壮志，形成了欲冲决封建社会“罗网重重”的反叛性格。而长期壮游的生涯，特别是西北地区高山大河的景观，“沙石击人”的环境，与边塞健儿“大呼疾驰，争先逐猛兽”的传奇生活，则培养了他雄豪阳刚之气。康有为《六哀诗》称其“复生奇男子，神剑吐先莹。长虹亘白日，青锋拂苍溟。足迹遍西域，抵掌好谈兵”，“慷慨气填膺”11，乃真实写照。谭曾为其京师莽苍苍斋题写门联云“家无儋石，气雄万夫”，亦是以“气雄”自许的表白。这种精神、气质与个性决定了其山水诗的思想意蕴与艺术风格。而诗人作为维新变法的旧民主主义志士，身处国运危亡的时代，时时为国家“风景不殊，山河顿异;城郭犹是，人民复非”13而忧虑，其山水诗作不能不也寄寓浓郁的爱国之情与忧患之思，如其所谓“升峻远览以写忧，浮深纵涉以骋志”，而不为山水的艺术审美性所拘，就是十分自然的了。

梁启超曾评云:“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，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，不待言矣。其诗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。丙申在金陵所刻《莽苍苍斋诗》，自题为‘三十以前旧学第二种'，盖非其所自熹者也。浏阳殉国时，年仅三十二（引者按:按传统计算法应为三十四），故所谓新学之诗，寥寥极希。”14“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”，是指谭嗣同三十岁以后受维新派“诗界革命”思想影响所作的诗。但其“新学”之诗与黄遵宪等“以旧风格含新意境”15之作的成就尚不可同日而语。可称道者有《感旧》三首，为梁启超誉为“沉郁哀艳，盖浏阳集中所罕见者”;另有《留别湘中同志八篇》，亦被梁启超评为“沉雄俊远，诚在《莽苍苍斋》之上。但篇中语语有寄托，而其词瑰玮连犿，断非寻常所能索解”。

谭嗣同其余之新学诗“颇喜扯新名词以自表异”18，“新理想”、“新意境”并不明显。他的山水佳作仍见于三十岁以前之《莽苍苍斋诗》二卷等所收录者。诚如梁启超所言:“复生三十以后之诗，未必能胜三十以前之诗也。”

二

谭嗣同《三十自纪》称“五岁受书，即审四声，能属对。十五学诗，二十学文”20，可见其天才卓异，很早就能诗擅文。其诗于生前收在《莽苍苍斋诗》二卷、《补遗》一卷，《远遗堂集外文》初编、《石菊影庐笔识》等上亦有收录。最早于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金陵刊行的《莽苍苍斋诗》只有百余首。其后1917年上海文明书局《谭浏阳全集》，1954年北京三联书店《谭嗣同全集》，1981年中华书局《谭嗣同全集》等不同版本，收诗皆有所增加。李一飞编注、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《谭嗣同诗全编》称收诗220首（一首为词）、句25联，是目前收诗最多的本子，可惜有误收。其中山水诗约占三分之一。

谭嗣同山水诗的最大特点是:由于时代精神与个性思想的原因，采用的是类似龚自珍于山水中寄寓情志的范式，单纯模山范水之作较少。

谭嗣同自少年时起即具有不甘平庸的远大志向，内心郁勃着一股冲决现实“罗网”的激情。这是其环境与性格所造成的“主体意识”。这种意识需要表现、宣泄。故谭嗣同不仅在抒怀言志诗中直摅胸臆，如“壮怀消不尽，马首向临洮”（《角声》，《谭嗣同诗全编》第11页，以下简称《全编》）、“少有驰驱志，愁看髀肉生”（《马上作》，《全编》第14页）;而且在山水诗中亦时时寓情于景，借天地自然之物，形象地表现其壮志襟抱，显示其内心激情豪气。谭少年即怀壮志，这在光绪四年（1878）十四岁所作的《潼关》诗中即见端倪:

终古高云簇此城，秋风吹散马蹄声。河流大野犹嫌束，山入潼关不解平。（《全编》第1页）

据谭《三十自纪》称:光绪“四年春，赴甘肃”，“陆径洛阳入函谷关、潼关至陕西，秋至兰州”21。诗以雄踞半山的潼关为视角，写出浩荡黄河不甘束缚，欲冲决堤岸之伟力，以及华山群峰高峻不平、直刺苍天之气势。此等山水正是少年诗人胸中不满现实束缚，欲打破既有秩序之壮怀的表现。尽管其时诗人志向的内涵还较模糊，但欲有所作为的向往则是相当明确的。小小少年如此早熟，真是“奇男子”!而步入青年，谭思想成熟后所作山水诗，则表达了比较明确的襟抱。此时七绝小诗已不能充分抒发诗人的激情，故作于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二十五岁赴兰州途中的《秦岭》、《陇山》等诗，就采用了七古歌行体，从而更为淋漓尽致地描摹山水，抒写情怀，也令人更为神旺。如《秦岭》开篇即夸饰秦岭山水的奇险:

秦山奔放竞东走，大气莽莽青嵯峨。至此一束截然止，狂澜欲倒回其波。百二奇险一岭扼，如马注坂勒于坡。蓝水在右丹水左，中分星野凌天河……（《全编》第37页）

秦岭雄峻，峰峦迭宕，如骏马驰骤，狂澜欲倒，极尽群山动态之美，从而显示出“大气”磅礴，把势蓄足，其要旨在于寄寓、映衬诗人的壮志豪情。故于诗中间由秦岭韩愈祠引发对韩愈文统与道统的评说之后，篇末借景抒怀，更见气魄恢宏:便欲从军弃文事，请缨转战肠堪拖。誓向沙场为鬼雄，庶展怀抱无蹉跎。生平渴慕矍铄翁，马革一语心渐摩。非曰发肤有弗爱，涓埃求补邦之讹。班超素恶文墨吏，良以无益徒烦苛。谨再拜公与公别，束卷不复事吟哦。短衣长剑入秦去，乱峰汹涌森如戈。（《全编》第41页）

显然诗人此时志向已甚明确，即不再效法韩愈之为“文墨吏”，而是要如班超投笔从戎，以血肉之躯战死沙场，誓为鬼雄，以武力抵御外强侵略。因此尾句之“乱峰”亦被诗人目为戈矛，烘托出尚武从戎的气氛。《陇山》则以如椽大笔，勾勒秦地“水则东入不极之沧溟，山则西出无边之沙漠。错互乾坤萃两隅，气象纵横浩寥廓”之宏观山水态势与气象，以及“陇右之山崛然起，号召峰峦俱至此。东南培楼小于拳，杂沓西行万余里，渐行渐巨化为一，恍若朝宗汇群水”之陇山的突出地位，貌似纯山水的描绘中，实际上寄托的是诗人“何当直上昆仑颠，旷观天下名山万叠来苍茫”之卓尔不群的自我形象与主宰天下的胸襟。（上引均见《全编》第41页）恰如梁启超所评:“此何等自负语!”“先时之人物，其气魄固当尔尔”22。

谭嗣同自幼“备极孤孽苦，故操心危，虑患深”23，成年后这种“操心”“虑患”则转为对国家命运操心的忧患意识。谭嗣同深深担忧着国家命运:“飞光自抚将三十，山简生来忧患中。”（《和仙槎除夕感怀四篇并叙》其三，《全编》第101页）这种“忧患”意识，不仅反映在政治抒情诗中，亦蕴含于山水诗中，因为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。作于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谭嗣同赴兰州途中的七律《崆峒》，就与当时的政治局势紧密相连:

斗星高被众峰吞，莽荡山河剑气昏。隔断尘寰云似海，划开天路岭为门。松拏霄汉来龙斗，石负苔衣挟兽奔。四望桃花红满谷，不应仍问武陵源。（《全编》第46页）

崆峒山属六盘山区域，远隔尘世，桃花满谷，宛若世外桃源。但诗人却心不在“武陵源”，不愿逃避现实。他关注的是斗星无光、剑气昏暗!实际是担忧时局黑暗，杀机四伏，与其直言“但忧悬磬室，兵气寓无形”（《武昌夜泊二篇》其二，《全编》第68页）并无二致，只是忧患意识具象化了而已。

同年作于自兰州赴北京途中的《出潼关渡河》，于描写了潼关关险途危、“崤函罗半壁，秦晋界长河”的壮美形势之后，亦产生祖国“好山川”面临帝国主义侵扰的忧虑，从而激发起尾联“为趁斜阳渡，高吟市楫歌”（《全编》第49页），即如祖逖一样“清中原”的昂扬斗志与历史责任感。

谭嗣同的“忧患”有时表现为悲愁，“无端歌哭悲长夜”（《和仙槎除夕感怀四篇并叙》其四，《全编》第102页），即是其内心悲苦、郁闷的反映。他曾说“我亦湘中旧词客”（《武关七绝》，《全编》第127页），以屈原自况，亦是悲苦心态的表现。由于诗人的心情时觉悲凉，山川景物在诗人眼中也就显得十分凄凉冷寂，成为涂抹着浓郁的主观色彩的“有我之境”。如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赴湖北所作的《残嶰》、《览武汉形势》、《武昌夜泊二篇》等即是此类山水诗。《残嶰》云:

篱落寒深霜满洲，南国风味忆曾留。雁声凄断吴天雨，菊影描成水国秋。无复文章横一世，空馀灯火在孤舟。鱼龙此日同萧瑟，江上芦花又白头。（《全编》第72页）

诗写六朝古都金陵深秋之景。标题“残嶰”，乃残山剩水也，寓有深意，并为诗定下凄凉的基调。深秋的长江之景萧瑟凄冷，毫无生气，极其压抑，乃是诗人悲苦感情的外现。其悲凉一在“鱼龙此日同萧瑟”，自叹壮志难酬，二在昔日繁华地已是残山剩水，可见国运危亡，皆表现出诗人内心的酸楚无奈。无论是豪壮还是悲凉，其根本都是诗人救亡图强的爱国之情，借不同形态的山水以抒发之而已。

三

谭嗣同热爱祖国，还表现在热爱祖国的“好山川”，热爱美丽的自然风光。因此他有时也会从审美欣赏的角度描写“水态山容”以愉悦“性灵”。只是此类诗不多，今存有《道吾山》、《江行》、《岳阳楼五律》、《山居五律》、《碧天洞五古》等，大多是描写湖湘楚地山川风物。如《道吾山》云:

夕阳恋高树，薄暮入青峰。古寺云依鹤，空潭月照龙。尘消百尺瀑，心断一声钟。禅意渺何著，啾啾阶下蛩。（《全编》第9页）

谭《三十自纪》云: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春，“归湖南，夏，陆抵浏阳”24。此诗即写所见浏阳道吾山古寺、瀑布龙湫、老龙潭之仲夏晚景。诗人欣赏着眼前清幽寂静的美景，暂时忘掉了“剑气昏”的时局，似乎六根清净，烦恼尽消，体悟到一种缥渺的禅意。诗冲淡雅洁，与写西北高山大河之雄放劲健迥然不同。又如写于光绪八年（1882）的《岳阳楼五律》:

放棹洞庭湖，湖空天欲无。登楼望落日，暧暧远村孤。水气昏渔浦，南风长嫩蒲。君山渺何许?青入《十眉图》。（《全编》第116页）诗人游湖登楼所见洞庭湖之景，水天空阔，落日辉煌，水气氤氲，君山青翠，宛若一幅水墨丹青，淋漓而壮美。风格明朗高华，与上诗又不同，但也是以审美愉悦性灵的眼光赞誉洞庭湖的风物。写于光绪十五年（1880）由兰州赴京经河北怀安碧天洞之《碧天洞五古》则明显道出以“清赏”的心态观看山景:

远树小于拳，数峰伸似掌。一峰起其前，浓绿秋自上。扪萝栗岩，欲往不得往。我非慕仙者，随遇寄清赏。颓曜薄虞渊，征鸟厉高敞。振衣踏残雪，樵唱逸幽响。（《全编》第122页）

诗前半写山峰、远树，怀着纯然“清赏”的心态，后半写落日、征鸟，亦显得心情轻松，而振衣踏残雪，游兴未尽，又陶醉于山歌幽远旋律中，写出碧天同清奇之景，沉浸于审美的愉悦中，也反映了诗人飘逸清旷的一面。

谭嗣同三十岁以后之诗佳作不多，但写山水的五绝《丁酉金陵杂诗》四首（《全编》第181页），却是一组清新可读之作，如其一、其四云:

吴淞半江水，湘中一尺天。年来都剪得，持入秣陵烟。

山远自苍翠，山势亦奇。山外已如此，山中知有谁。

四

谭嗣同自评其诗歌渊源与特点云:

嗣同于韵语，初亦从长吉、飞卿入手，旋转太白，又转而昌黎，又转而六朝。近又欲从事玉溪，特苦不能丰腴。大抵能浮而不能沉，能辟而不能翕。拔起千仞，高唱入云，瑕隙尚不易见。25

可见其诗学唐人兼及六朝，博采众长。他与近代程恩泽、祁寯藻等宋诗派以及陈衍、郑孝胥等同光体分道扬镳，而与以王运为首的汉魏六朝诗派相靠拢。其诗从长吉入手，乃学其构思奇特，想象新异，语言瑰诡，康有为《六哀诗》所谓“文词发诡怪”26;从飞卿入手及转而学六朝，大约学其词藻精美;学太白得其浪漫想象、雄放风格;学昌黎得其劲健之气。

其实于唐人谭嗣同更学杜甫，其诗之忧患意识与悲壮风格正与杜甫一脉相承。孙宝《忘山庐日记》即看出这一点:“悲壮苍凉，有杜少陵、白香山之意。”27从上引诗已足以证明“穷年忧黎元”、“国破山河在”的杜甫精神延伸在谭身上。此外，谭好化用杜甫诗句，亦可见对杜诗的熟悉与偏爱。如“水于天外浮”（《洞庭夜泊》，《全编》第28页）化用杜甫《登岳阳楼》“乾坤日夜浮”句意，“鱼龙此日同萧瑟”（《残嶰》，《全编》第72页）化用杜甫《秋兴八首》“鱼龙寂寞秋江冷”句意，“身高殊不觉，四顾乃无峰”（《晨登衡岳祝融峰二篇》其一，《全编》第89页）化用杜甫《望岳》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句意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近代对谭嗣同影响较大者则为龚自珍、王闿运等。其《论艺绝句六篇》其二云:

千年喑室任喧□，汪、魏、龚、王始是才。万物昭苏天地曙，要凭南岳一声雷。（《全编》第92页）

“汪、魏、龚、王”据自注是指汪中、魏源、龚自珍、王运。此诗虽然是论文，但他认为“魏默深、龚定庵、王壬秋，皆能独往独来，不因人热。其馀则章摹句效，终身役于古人而已”（《全编》第93页），可见其钦佩的是龚、王等不为古人所役的创造精神，此精神亦通于诗（当然对王的评价并不准确）。钱仲联称:“谭复生诗，代表当时浪漫风气，仿佛似龚定庵。”28龚自珍对谭嗣同的影响，首先是在思想上，即那种心忧天下的胸怀，改革政治的激情，其次是借山水寄寓情志的表现模式;再次是龚诗浪漫的色彩，大胆的想象，雄放的风格，这在谭诗中亦有鲜明的表现。谭诗与龚诗颇为相似，有时甚至瞒过诗坛高手法眼。对王运，谭嗣同颇多誉词，王闿运诗尚汉魏六朝，乃得之于王夫之，而王夫之是谭最钦慕之人，所以谭之偏爱王运与王夫之有关。

谭嗣同诗主体风格乃承李白、杜甫与龚自珍。第一，即所谓“豪放”（南村《摅怀斋诗话》）29，“诗尤雄健，每诵之为气王”（李肖聃《星庐笔记》）30，“诗笔瑰玮”（王赓《今传是楼诗话》）31;谭自评亦是“拔起千仞，高唱入云”。谭诗雄健豪放之根源在于其人秉性气质之刚毅豪爽，得之于西北艰苦生活磨砺出来的强悍之气，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与激情，追求理想的高远志向与昂扬向上的慷慨意气。这在其写的山水诗中随处可见，而《潼关》、《秦岭》、《陇山》、《崆峒》等诗中则有鲜明的体现。其具体特征一是意象硕大，意境壮阔，无论是雄踞山腰的关城，还是万里流淌的大河，乃至大气的峻岭，浩瀚的沧海，皆须以如椽大笔方能勾勒之，显示崇高之美。二是笔下意象喜化静为动，生气郁勃。如写山多呈动态，“山入潼关”犹嫌不足，更驱“秦山奔放竞东走”，“狂澜欲倒回其波”;写松石也见“松霄汉来龙斗，石负苔衣挟兽奔”，皆充溢着奔放之气势。

第二，即是苍凉悲壮。此风格主要见于抒情诗，但一些山水诗由于寄寓忧患意识，故亦得杜诗之遗意。如写武汉的几首诗:“秋老夜苍苍，鸡鸣天雨霜，星河千里白，鼓角一城凉。”（《武昌夜泊二篇》其一，《全编》第68页）“颓乌西堕风忽忽，吹瘦千峰撑病骨。半规江影卧雕弓，郊原冷云结空绿。”（《登洪山宝通寺塔》，《全编》第70页）皆因暗喻政治局势的危险，心怀忧思，而显得苍凉冷寂。但“远略未因愁病减”（《览武汉形势》，《全编》第73页），又有悲壮之感。

谭嗣同山水诗风格还是不拘一格的，特别是近体诗较少“杀气”。有的明丽，如《邠州七绝》:

棠梨树下鸟呼风，桃李蹊边日复红。一百里间春似海，孤城掩映万花中。（《全编》第140页）

有的清幽，如前引《道吾山》、《兰州庄严寺》、《江行》等。《江行》云:

野犬吠丛薄，深林知有村。岸荒群动寂，月缺暝烟昏。渔人随星出，云帆挟浪奔。橹声惊断梦，摇曳起江根。（《全编》第10页）

有的含蓄隽永，如前引《丁酉金陵杂诗》其一、其四。

有的劲瘦，如《登洪山宝通寺塔》，总之，谭嗣同山水诗体裁多样，格调不一，有较深的诗学造诣。

还有一点即是谭嗣同山水诗喜用白描之笔，不喜掉书袋，这也是他与学人之诗的宋诗派格格不入的原因。

谭嗣同作为维新派重要诗人，与黄遵宪、康有为、梁启超相比，其“诗界革命”实践并不多，由于其三十四岁即辞世，一生未曾跨出国门，视野终不如黄、康、梁广阔。因此其山水诗之“新意境”缺乏异域景观，显得不够丰富。如果天假以年，亦周游列国，那么其山水诗成就肯定更上一层楼矣! ( 王英志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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